Preface of "Nothing Concealed" by Frederic Wakeman, Jr. in July 1970

== Preface of "Nothing Concealed" by Frederic Wakeman, Jr. in July 1970 ==

Preface
I first met Mr. Liu----the "Manchu" or "Prince" as he was then called---on one of those stifling humid days so characteristic of Taipei in the late summer. Moss Roberts, a good friend, had momentarily drawn me away from the daily tedium of Mandarin conversation class (which I will forever associate with chalky rooms and buzzing flies) so that cycling across town to meet Liu was a bit like playing hooky----out of school to meet the scholar Moss had praised so many times.

Perhaps it was this very independence, this very aloofness, which captivated me. For, when winter rolled around, I did find myself uncertainly beginning the first of what would amount to over two years of lessons with Liu Yv-yvn. He started with the Hsiao Ching 孝經, patiently letting me grow accustomed to the archaic flavor of his speech. Then, picking up speed, we moved on to each of the ''Four Books''. As months slipped by, I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hours until we were spending a full five days per week together. Summer came round again (he change into light and faded silk of the finest quality) and I found the heat making concentration more difficult, bogging me down in the Mencius. By then my schedule called for me to go to Japan, but now even the most extraneous-seeming points were giving me new insights into moder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Finally, just as the fellowship office in New York was persuaded to grant me more time in Taipei, we moved on with relief from Mencius to the graceful perplexities of the Tao te ching 道德經.

The reason for extending my study with Mr. Liu, the reason I later worked with him again on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the Kung Yang Commentary, was not to "learn" the syntax or grammar of classical Chinese; but rather to absorb more of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Confucian canon. This understanding was made possible for me thanks to Liu's unique teaching method. As I look back on it now, it had three characteristics. First was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Liu would intone the text in its original version, then ardroitly fit each character into a vernacular pleonasm by way of explanation. THus, the transliteration was from archaic prose into classicized Mandarin, which was really a language all of his own. It may not have abetted specific translation, but it did lend a richness of connotation which made the underlying text truly come alive. The second characteristic would have outraged the philologists under whom I had first studied classical Chinese in graduate school. Ignoring even the textual discoveries of the Han-hsueh 漢學 thinkers, Liu relied on memory to quote parts of one text in order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another one. Though I bridled (How can one use a phrase from the Ta hsueh 大學 to elucidate the Changes?), it became clear that for him the canon was integral. Any single text formed part of an entire body of transmitted knowledge. And that in turn reflected a third feature, his apparent belief that the Classics could still be used as a moral guide and mirror of the world around us.


[to be continued]


Writing this preface, which dwells on a pleasantly full experience of my own recent past, I find myself falling into a decidedly unpleasant past tense. Happily Liu Yv-yvn is still with us, teaching new pupils, imparting more understanding----a good friend, highly esteemed by all of the contributors to this volume. He has given us much more than we have ever returned, so that my doubts that first day of our meeting finally prove true. Still, this book may lighten the debt somewhat even though it is not presented in the naive belief that we are somehow reproducing the veneration of a p'ai 派 for its founder. At the very least we want to signal the appreciation of those who were fortunate enough to study with a master; and truly to say, though we met across different cultures and out of different times, that "nothing is concealed."

[End]

錢老師 其三（評論、敬業）

我和錢老師在課堂外接觸的機會不算多，印象最深刻的有兩次，第一次是一通台港長途電話，第二次是在他的病房裡。現在略說第二次。

十年前，我得提一份碩士論文的論文寫作計畫。因為我的寫作障礙和缺乏研究能力，拖了很久。當年七月錢老師住進醫院，那時他的身體已經有些衰弱了。拖了一兩個月，終於勉強把東西寫出來（那時還是用手寫在有格稿紙上的）。

剛好是教師節那一天，我把甫完成的稿子帶去錢老師的病房，去之前心裡想他大概會留下稿子，第二天或第三天才會有回應，沒想到他一聽到我把初稿帶來，霍然從病床上坐起，下床側坐在有扶手的椅子上，一手靠著扶手，另一手飛快地翻著我的初稿，不過兩三分鐘就已經把它『解決』了。然後他就開始嚴厲批評我的初稿的問題，思想不清、避重就輕、羅列相關文獻而不說他們究竟如何、想做的東西說不清楚之類，罵了將近一小時，到後面才漸漸提到你發現了一個問題，哪些部分尚有可取之處等等之類，就在此時，一位陳先生恰好前來探病，才幫我解了此圍。我在旁聽了一些錢老師對於美台學術界的意見和他對於學術的看法之類平時不易聽到的議論。那一天，可能是他住院七個月裡我在他病房裡最久的一次。

他這一罵，罵得我三、四個月不敢去動那篇初稿，也讓我不敢去他的病房探視，感覺彷彿被他撕成碎片，再撿起一些碎片說其實尚有可取之處。很難形容那種感覺，或許禪宗說的「大死一次」約略近似。

雖然如此，或正就是因為如此，從此以後，批評別人的東西對我來說成為一件簡單的事，即使你會想到自己悲慘的遭遇。當然，在形式的批評的背後，能不能有關於內容的見解或建議，就是有關功力的問題了，那是沒辦法勉強或裝假的。可以這麼說，讀的越多，寫的越自覺，研究的功力越深越廣，閱讀的能力就越好，批評的眼光也越銳利。當然，就像是河伯和海若、或是大鵬跟鷦鷯的對話類似，受評者和評者除了目的和意向的差異外，彼此設定的脈絡不同也常常是論點不能接觸的原因之一。

多年以後，我才意識到，錢老師的反應隱隱透露出他對我的要求和期待，這是愛深責切的一個例子。[這也跟那通長途電話有關，容後再敘。]


[謹以此文紀念錢老師和十年前的教師節][只有越南！跟中華民國是以孔子生日為教育者節和教師節？越南是用陰曆。Amazing!]

錢老師 其二 讀原文

大四那年，修了錢老師兩門課、聽了一門課。其一是「西洋史學史」。這門課一開始讀的是 Collingwood 科靈烏 的 The Idea of History 「歷史的理念」。第一堂課，錢老師把書和兩個中譯本帶到教室，然後跟同學說要讀原來的英文本，需要幫助時，不妨翻翻中譯本，但是一定不要只讀中譯本。讀英文本，慢慢地自己的語感會出來，然後漸漸地就能發現中英文表達方式、思考模式的不同，也就能洞悉中譯本的詮釋和表達上的問題。

說完以後，他信手一翻中譯本一，請同學念一段文字，問同學懂不懂這在說什麼。然後再找出中譯本二中的同一段，再做一次。通常聽不大懂。然後他會請同學回頭看一看原文的第幾頁第幾段，至少同學中的一些人（我跟他操作了一年，已經可以發現其中的奧妙了）可以發現中譯過程的一些問題了。這門課的第二本書，錢老師就用了一本沒有中譯本、一位德國學者先以英文發表（後有德文譯本或改寫本？）的書。[錢老師也提過版本很要緊，先註記在這裡。]

[此處可參閱一位學長在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二十九期 上面寫的 錢老師如何看待不同語言的本子 五十九、六十頁]

錢老師過世之後，一群同學合在一起讀他的書，讀的很費勁，會去查對他引用的焦竑的原文的好像也就是我一個人。讀後感想是，真的很難很難把這本東西翻成中文。至少你知道，翻出來的東西跟錢老師如果有機會自己用中文寫或說肯定差很多。也可以想像，如果由不同的人翻，翻出來的東西會很不一樣。讀杜維明的文字也有類似的感受。

也是在錢老師過世以後，聽到一卷錄音帶，是他在哥大的指導教授 de Bary 狄百瑞（或狄培瑞）先生一次訪台行程中的講演，由錢老師擔任中文口譯。我不清楚有沒有演講稿，但是以講題落在狄百瑞以往發表過文章的範圍之內和場合、聽眾來看，有沒有稿子沒太大差別。印象深刻的是，錢老師的翻譯很能傳達出講者的意旨，卻又要言不煩、十分典雅，很像是如果這位講者具深厚國學造詣時所會說出的話。最令我佩服的是，他的譯文並不受英文字面太大的影響。

[僅以此文略表對錢老師的敬意和懷念]

認識

人道，孩子是上天的恩賜，誠然。

學說話是個很有意思的過程，不同的人會用不同的方式回應孩子對字詞的疑問。自小喜歡問為什麼的我，其實也常用反問或舉例的方式回應他人的詢問。但是面對自己的孩子，不清楚是不是想要試著做到自己小時候希望其他人做到的，就不大習慣用這種方式，多半希望自己可以給點比較正面的答案。這，不大容易。

很久以前學德語的時候，老師說過一些德語和中文近似，和英語反而較遠的例子。像是構詞的原則，德語也是可以詞跟詞相加造出新詞。還有德語也有認識和知道(曉得)的區別，不像英語都用同一個 know。

將近十年前錢老師過世時，第一次深切體會到之前對他認識的有限和片面。縱令場合包括教室、研究室、寓所、和打電話，然而在我面前的身份都是老師。過世之後，聽到零零星星其他人眼中認識的他，才真正感受到以前不是不知道的道理，也就是人的多面性。一個人不等於各個角色，也不是所有角色的總和。這和佛家、道家、和 post-structualism, post-modernism 談的可以有點關係。先父過世後，也有類似的感覺，特別是從姑媽和大哥那裡知道了許多以前沒去想過的情境和生命轉折。

對於人的認識如此，對於事物、文章、概念、理論、傳統的詮釋和理解何獨不然？

如何體會、尊重、照顧、回應這種對人、事、物詮釋和認識上的多元性，同時維持自己的航向，是很值得思索和討論的一項議題。

毓老的幾位學生

下面節錄的這篇四年多前的報導是從 台灣周易文化研究會 的網站上連過來的

劉君祖授易經
中華民國90年3月26日 聯合報／採訪報導　李莉珩

　　劉君祖祖籍湖南，出生在台灣台中縣，在社會大學及民間社團教授易經、四書五經中國傳典籍已達十年，今年剛好是孔子所說「知天命」的五十歲。......

　　他是理工科出身，台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不過，從小他就對文史方面有強烈興趣，廿五歲在唸研究所時，朋友介紹他向滿族遺老愛新覺羅．毓鋆學習中國經典古籍，讀出況然趣味，後來他因此放棄理工專長，踏入出版事業。

　　十年前，在社會大學董事長呂學海邀請下，他開始在民間教授中國古文經典．原本教的是孫子兵法，後來逐漸以易經為主，理由是易經雖然艱澀，但因有其神祕魅力，最具「市場性」。

　　但這種活用、實用，並不是教人運用典籍來迷信．學科學出身、又曾主持多科學刊物編務的劉君祖認為，易經是老祖宗們在數千年集體創作的經典，至於占卦就好比一個資料庫，輸入什麼資料和訊息，就會得出什麼結果，近似套公式和查表。

　　劉君祖從頭徹尾就反對機械宿命論，認為人生不應該是不變的定軌，而是可以透過自身的反省和修為來改變，重點是在人能人智如何開發成長。...


下面這段文字的作者似乎是民國七十年代的 T 大理工科的學生, 現在在花旗國教書.

[33]

我在高中的時候參加國學社﹐對於傳統思想受到辛意雲老師的影響很深。當然﹐也有我自己的讀書所得。辛老師現在在藝術大學任教﹐去年在大陸客座的時候﹐還在對岸的新聞上見到他的發言﹐呵呵。辛老師是個溫煦﹑乃至有些兒女人味﹑但又帶有書生強氣的學者﹐因為台灣文史學者訪問周莊而上新聞講話﹐和大陸新聞總是咄咄逼人的語氣相對照﹐倒讓我覺得有趣。

台大的一個小巷子裡還曾經有著毓老﹐就是滿清皇室後代毓鋆﹐邊講著古書﹑邊笑罵政治的北京腔。八十年代末期是我的大學學生時代﹐當時毓老就年事已高......

毓老的一段話和關於他的兩件事

這段文章裡包括了一段毓老的話, 感覺有點像又坐在課堂上聽到怹老人家在中庸的情景, 這段話值得想一想.

為什麼信任現在這麼紅？【文／宋東】
2005/05/27 【天下雜誌324期】

一百歲的國學大師愛新覺羅毓鋆，就用《說文解字》的詮釋指出，「信」是「人之從吾言者也」，也就是別人願意跟著我們說的話去做。

但是「別人為什麼能跟著我說的話去做？必須是我說的話，發乎良知本性，自己認為辦得到，而且也辦到了。

換句話說，『信』是以『誠』為基礎，能從自己的本性出發，即生『自信』；如果自己『不誠』，別人自然『不信』，不信則不從。」

而「誠」則要求人「不讓一己之私逾越正道、能出口之言但憑良知，擇善固執，持之以恆；『誠』不僅是做人的基礎，更是實踐、修為的境界。」

下面這段是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的歷史, 裡面提及毓老. 還有一本英文論文集裡面談到毓老, 有機會從圖書館找出來再貼上來.

文學院院史

早期：民國五十一至五十九年。先後有謝幼偉、李杜、劉崎、陳達三、楊希震、

劉毓鋆、崔垂言諸先生主持系務。此期間由於系主任更替頻繁，課程之開設與特色亦隨之更迭，但由於諸先生各有專長，故形成本系師生具有開放心靈，沒有門戶之見及學派之爭。本系和諧、淳樸之風氣，於此已奠定良好之基礎。此時期主要是以研究中國哲學為主。

懸案與解答 (落葉歸根) 金 玲

小時候，家父（註：金彥）多次集合我們姐弟四個，訓誡我們要好好唸書。......

「民國三十年，有一天早上，你們爺爺像往常一樣，一早就出門去了，但是到晚上都沒回家，從此就沒了音訊。我是獨子，你奶奶和姑姑們是婦道人家，不方便出去尋去，我四處打探，平津的各大報都登了尋人啟事，都沒消息，你們爺爺就這樣失蹤了。」......

有時，家父...會...說：「我們家住西單牌樓那兒，可大了，前門兒臨著大街，有好幾進房，後門臨著另一條大街。」 「我爺爺，你們的曾祖父，叫作崇斌.，是將軍。我們家就叫崇王府。」

聽父親說，挺大的家當在民國以後坐吃山空下，典當完了動產，連那幾進房都保不住，一進一進地給賣了。這些事我聽是聽進了耳裡，但是老覺得很不真實。西單牌樓、崇王府都太遙遠。我的先人是清朝的大官，甚且努爾哈赤是我的十三世祖，那就更加飄渺，不易置信，似幻似夢。

別說什麼皇室血統了，除了自己家人，我甚至不知道那裡還有另一戶滿族同胞。及至中年，參加了「中華民國滿族協會」，終於得識了些同胞，也因此機緣得識了本家長輩毓老師「愛新覺羅.毓鋆」。由毓老那兒，我聽到了與爺爺可能大有關係的故事。

有一次拜見毓老時，毓老問我家裡都有什麼人，我給一一說了，毓老聽了沒作聲。再次拜見他時，他說了：「上回聽你講，你爺爺失蹤了，我心裡大概就有數了。你說是民國三十年吧？我給你說件事兒。那時候我在東北，在滿洲國裡做事，我看滿洲地廣人稀，得多找些族人回東北才行，我就給溥儀建議，溥儀採了我的計。滿洲國前後開了兩列火車，到北京去拉人。我們先散消息，說幾月幾號在火車站賑糧，發放給滿族人。等人都來了，先登記，再上車領糧，可一上車就讓武裝的兵給押了。就這樣，硬是押了兩列火車的人回了東北。我琢磨你家老太爺可能是這樣回了東北。」

我把如此這般的故事轉述給父親。父親即日再說與我小姑媽聽。小姑媽，家父的妹妹，我們在台灣唯一的血親...曾經留學日本，研習家政。......
（八十九年九月十四日）

關於毓老的報導和消息

以下三篇是出自高師大經學研究所 的 留言版, 裡面有一些有趣的討論.

一代經學大師 -----愛新覺羅‧毓鋆有關報導之一

長白又一村 / 愛新覺羅‧毓鋆

一九零四年生
設民間私塾
傳授中國古代經典

臺灣大學附近一間尋常公寓，取名「天德黌舍」又稱「奉元書院」。 在這裡，無數嚮往中國古代經典的年輕心靈，得到滋養與帶領。 二十六年來，時代環境變動不居。當年曾出入「天德黌舍」的大學生，走進各行各業，體現各自不同的領悟與應用。

私塾之主人愛新覺羅‧毓鋆 (學生都敬稱為毓老)， 卻仍以九三歲的高齡， ──擎起傳承中國文化的重擔。從滿清宮廷走入台北民間，毓老用他的生命經驗，沉澱出歷史的智慧。他在清宮和滿洲國的前半生，就是一部中國政治史。私塾的匾額 ──「長白又一村」， 揭示了他後半生轉入學術的決心。

毓老的學問與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一脈相承，講學不僅僅是詮釋理論，而且更注重實用。講「四書」及「五經」重知識分子的本分；教法家、管子、商君書等，強調政治改革、典章制度。

「毓老衷心希望能培養出治國的人才」，學生蔣勳深深感到毓老 「振衰起弊」的用心。毓老不著書立說，也不喜別人高談闊論，學生們的深刻記憶，拼湊出一位以個體生命活出中國文化精髓的 「大」人。一位追隨毓老多年的大學歷史系教授就認為，沒有人能真正了解毓老，但可以確定的是──「別人都將中國文化當成 研究的對象，但是老師自己就是中國文化。」

《天下雜誌》第200期 1998年1月1日




佳慧 2004/05/18 14:01

本次座談會眾所矚目的焦點是愛新覺羅.毓鋆先生 。我在學時曾聽黃忠天老師說有一位滿清皇族的遺老是我們的太老師。愛新覺羅.毓鋆先生，世稱 毓老，為當代國學大師，與錢穆先生伯仲之間。由於他的特殊身分，所以來台後一直是隱姓埋名、深居簡出，唯致力於傳承中華文化、固有國學，不遺餘力。台灣大學附近有一個「天德黌舍」，就是太老師講學的地方。老師說他在政大讀書時，利用課餘時間，在一個私人書院求學，那就是太老師的黌舍。以前讀書時，常聽到老師提起太老師如何如何， 私心嚮往這種數十年如一日的尊師重道、桃李孺慕。年輕一代學者身上是不容易看到這種敦厚風采的。




有關一代經學大師 ---愛新覺羅 毓鋆 報導之四 　

大陸網站───中國報導 2004.5.30(?)

海內外興起兒童經典誦讀熱潮 　　

主持人：趙俐婷 責任編輯：李德瓊 導播：滕雙雙 　　

主持人：您好觀眾朋友，歡迎收看《中國報道》。前不久，全國首家國學館在北京一建立便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報名熱潮，最近幾天開營的首屆海峽兩岸少兒國學夏令營活動，又吸引了海峽兩岸兒童的興趣，這次活動為孩子們提供了一個國學聖地實地考察和國學經典交流的極好機會，讓孩子們在人之初就與經典同行，與聖賢為友，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目前這項活動已經成為海內外廣泛開展兒童經典誦讀工程的一種新的推廣形式。就繼承國學的目的和意義我們還將在演播室採訪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清華大學教授錢遜先生和北京大學哲學系張祥龍先生，首先請看記者的相關報道。 ............

張：我覺得兩岸的這種溝通和聯繫實際上從文化角度來講一直就存在的，但是由於可能是一些外在因素的干擾，地理上的差異還有意識形態上的不同或對立，掩蓋了這種聯繫，我覺得只要我們真心真意地從雙方都是來從事於文化復興的這種活動，這種聯繫它一定會得到加強的，一個是這次夏令營非常好，台灣的孩子跟我們的孩子同臺來演出也好，或者他們一起來背誦經典，非常感人，背誦得真是同根同種，真是我們的共根，一點都有不假，

另外我個人有一個人生經歷也有一個跟這有關係的，因為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我的一個讀博士的同學就是台灣來的，臺大哲學系畢業，我去得晚，我去了以後就聽說有一個能夠說漢語的同學，我就去找他問系上的情況，初見之下我就感覺到他跟我好像很不一樣，我自慚形穢，他是非常有教養，對人彬彬有禮，不但彬彬有禮，而且待人非常真誠，說話非常得體，非常熱心地來為我介紹係裏的情況和很多的學校情況，所以從那以後我們就成了好朋友，我當時就猜他是不是受過傳統教育，這有點像一個儒者給我感覺，雖然年紀不大，但是後來確實是這麼回事，他是在臺大學習的時候，他跟一個我們中國的一個真實的儒者，是愛新覺羅家庭的一個 遺老，在台灣，叫 - - 毓 鋆，在他上學的期間，在課餘時間，拜這個老師為師，學了好幾年的四書五經，所以他才能有那種氣象，我們叫儒者氣象，後來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後來這個同學他回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現在也在那任教，我們感到我們之間的友誼很重要的一個維繫就是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共同的這種熱愛，雖然他搞的分析哲學，我們搞的方面不一樣，我搞東西方哲學比較，我深信這一點，就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之間確實水乳交融，可是要談到別的很多問題，那確實疙疙瘩瘩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張祥龍先生說的這位可能是新竹清華大學哲學所的趙先生.




這是一則去年的消息.

高雄師範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八次行政會議紀錄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二日下午二時

九、經學研究所黃所長忠天：

（四）本所於 93年5月14日（週五）假文學大樓小型劇場舉辦「經學研究所成立茶會暨學術專題演講座談會」活動，除邀請傳統儒家愛新覺羅毓鋆先生（光緒三十年出生)、當代新儒家曾昭旭教授，暨學界、民間經典研究與推廣人士參與演講與座談外，另廣邀本校師生及社會賢達約二００人參加盛會。




這一篇節錄自天下雜誌第327期 2005.07.15 編輯部的刊頭介紹, 是我所能找到最近的消息.

不一樣的夏天

二○○五年，夏天的傍晚，在觀音山的對岸，在淡水河出海口旁，在落日的彩霞裡，在胡德夫、紀曉君嘹亮的歌聲中，一萬多人聚集在淡水漁人碼頭，共同開啟了「微笑台灣，再訪三一九鄉」的運動。......

參與啟動音樂會的，除了......更有高齡一○一歲的國學大師愛新覺羅毓鋆。他並寫一幅字，「微笑，揚善之端」，送給三一九鄉友。

遠在世界另一端，有三五○萬英國人，在手臂上繫起白絲帶，向在格倫伊格爾斯開會的世界最有權勢的八國領袖，發出呼聲，要「讓貧窮成為歷史」。來自世界各地的聲音終於讓Ｇ8領袖聽到，他們終於感到，富國不能再坐視非洲人民深陷貧病困境，而同意取消十八個國家的外債。......

毓老 其一

不記得是高中、還是大一的時候，隱隱約約似乎聽說過在台大附近有位教中國古書的老先生，卻一直未曾遇上第一手的消息。大一時加入一學術性社團（TLWTYCS，簡稱 TL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嘻嘻！不是）結識了一些在學問上和運動（不是體育的運動）上相當特出的人物。參加了兩個讀書小組，一個是位剛當完兵、邊編雜誌邊讀書的理論高手，他帶著一群大一讀剛翻譯出來的「學術與政治」；另一個是一位外校的先生和一群大多是研究生和大三、大四認真唸書學長姊的「儒學與自由主義」讀書小組。還記得是下學期一次討論中談到儒學的實踐問題，眾人對一些當代儒者的實踐有些微詞，只聽到一位學長特別提到毓老是不一樣的。為了這個註腳，大夥兒散了以後我特別跑去問他關於毓老的事，他就告訴我毓老上課的地方、時間、和一些簡單的規矩、用的書。

我記不得五、六月時我去了沒有，記憶中是去了，有沒有開始聽就找不到記錄了。至少大二上九月底開始上四書，一星期一次、晚上坐在幾十個人的地下室裡兩小時，聽他講書、論世、罵人。他那年照舊的算法大概是八十二歲，但是上課時的嗓門、聲勢、神情、氣色，讓人感覺頂多五十來歲。他只接受在學學生和老師交學費聽課。

那個時候的我，是個飛揚跳脫、心比天高的一個將近二十琅璫歲的時代青年，在座的多半是大學部、研究所、也有一些高中的學生，看上去比較像是中文系或文學院那些和時事保持距離的讀書人，我只認識一位別校中文系的學弟和一、兩位高中的學妹，其他的同學跟我白天的社團生活和課堂同學像是從兩個不同的世界走出來似的。剛去的時候，覺得這位老先生的火氣真大、眼界真廣、自視真高，老蔣也罵、小蔣也罵，左說溥二爺如何在書畫舊學上下功夫，右說亨利（忘了他怎麼稱呼了）怎樣不聽他的話，論時局把台灣與贛南相比，憶來時將王道與奉元合稱。聽著聽著，覺得這些四書五經裡的字句道理對他來說都是親切日常的行住坐臥，就算是以前聽過一兩堂的辛老師也不過就是把古書中的人物對白演活罷了（是不容易，但似乎也只是如此，對我來說）。這樣對經典的不同流俗的態度（這才是經、這才是大人之學）和鮮活盎然的生命力，讓我每個星期都會去天德黌舍聽一次、二次、或三次的課。對我來說，這種形式上單向，但是實質上似乎不只單向的授課方式，似乎也就只有像毓老這樣的人才有資格用，修為不到他這等境界的人似乎不配用這種方法上課。「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祈諸君勿罪我矣。

從大二上一開學到大四下畢業，我在毓老的黌舍聽了四書、周易、孫子、人物志、一部份公羊春秋、一點點禮記、還有老子。十九歲時想去見識人物的我沒想到，這三年的薰陶，加上自己在課外斷斷續續讀的一些熊子貞、錢賓四、唐君毅的著作，退伍後二十四、五歲的我，算是進了文言的門。

附記：最近看到一位文筆還過得去、卻頗好大言的後生小子在一篇批評他另一位老師（此公赫赫有名）的文章中用了「我的毓老師」這個稱呼，乍看心中一怒，轉念想想，這位交學費給老師過日子的後生小子，沒從毓老那兒學到什麼東西，也不覺得在老師前面加個「我的」有什麼霸而專之的意思，或許還沾沾自喜於他能冶胡適之和毓老於一爐呢！這何損於毓老的光輝呢？

錢老師 其一

機緣問答 Encounter Dialogue

我是在大三上約莫開學第二週時踏進錢老師教室的。還記得是九月的一天，在文圖閱覽室碰到一位高中同學，他的桌上放了一落的英文書（本地翻印本），生性好奇的我很自然地拿起來翻一翻，然後問他這是什麼課要用的書，於是他拿出一份幾乎全是用英文寫的 syllabus，是一門研究所的課叫中國近世思想專題討論（Seminar on Early Modern Chinese Thought），我從來沒看過這樣的課程大綱和閱讀書目，當下決定要去見識見識這門課。下次上課時，我就踏進了錢老師的教室（文學院靠總圖路邊的那間）。當時在讀的是 Clifford Geertz 的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他選了其中的幾章讓我們讀，一個星期（還是上一次課？）大概是一篇二、三十頁的文章。我得花上十到十五個小時以上去讀它。修課和旁聽的學生，除了我這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大三學生以外，都是碩博士班的高材生（我同學後來退選了），我只認識其中一位學長，有時可以向他問些小問題。

由於對自己和大學的課程和各科系都不瞭解，我那時候是一個一方面不知道有什麼系能回應我對學問、自身、和社會的疑問、另一方面成績遠遠沒有好到可以轉出去的經濟系學生。（直到兩年前暑假我第一次踏上新英格蘭的時候才知道，Brown University 的學生不必有主修，修滿一定的學分數就能畢業，這可能比較接近我的需要。但是我大概不會喜歡一所那樣貴族的私立學校和 Providence） 當時法學院（或許應該像現在一樣叫做社會科學院加上法律學院）學生在二年級以後幾乎都在徐州路的法學院上課，我則是二年級以後還有一些課在校總區上，常常要騎著我那輛單車在新生南路上趕課。即便如此，我發現錢老師的這門課，對我有無法抵擋的吸引力。我從來沒遇過這樣子的老師。

他課堂上的情景宛如一場嚴肅、理性的猜謎、或解謎的對話遊戲，其間有許多靜寂無聲的段落。錢老師不會告訴你這篇文章在說什麼和怎麼說，他只是繞著圈子在引出學生的問題，當沒人提問題的時候，他可能會談一些比較技術性的問題譬如要用英英字典、碰到英語外來語要去找哪些工具書之類的，或是說些他的親身求學經驗等。當有學生提出一個問題，譬如此文或此段的意旨為甲，但某論題乙為真，而甲與乙似乎矛盾之類的問題，或僅僅是問此文或此段的意旨是不是丙，他會問清楚你所說的甲或乙或丙究竟是什麼，為什麼你可以說這段確實是在說你所認為的論題等等，等到他讓你講完整了，他會詢問其他同學有什麼意見，等到第二位第三位發表完後（或沒人有意見），他才會用回到文章的方法來澄清你的問題（或誤解），說讓我們看一看第幾頁第幾段，它在說什麼。最後你可能會發現，其實可能是某個詞或片語或句子或段或頁你沒弄懂，所以你胡亂解釋的結果就生出了你的誤讀的版本。最有趣的是，是你自己發現你搞錯了，或是因為某同學的某段話，或是因為錢老師的某個問題，或是因為你的無法自圓其說，幾乎從來都不會是他告訴你說你錯了。無可否認，這個過程很漫長、迂迴，參與者必須忍受乃至於習慣幾十秒到幾分鐘的沈默、思索、或閱讀，然而我當時感受到的卻是這過程極端有趣、很有效、也非常重要。因為你必得要付出，才可能有收穫。然而只要你付出，你會慢慢發現如何改進自己。因為你慢慢學到如何自我更正，如何自己去讀東西，如何去發現哪裡比較可能有錯，如何去知道自己到底哪些方面有多差或多好。這些都是閱讀和做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認識我的朋友都清楚，我不是文藝青年。中學時一直不曉得為什麼英文課本選的幾乎都是文學作品（現在還是沒搞清楚），英文一向不好，聯考好像是六十幾分吧。大家都知道能從大一英文和上課用的英文課本中增進閱讀能力的人不多。Geertz 一篇二、三十頁的文章，我得花上十到十五個小時以上的時間去讀它，其間要查英英字典，還去買了英語外來語辭典。常常有時候在比較兩、三本英英字典的異同或從一個詞連到另一個詞的過程中就花了好幾個小時。過來人都知道，學術性的文章或書和教科書很不一樣，特別在人文科學，要明白一位學者的理路，又要和英文奮鬥，其實我並不真懂多少我唸過的東西。然而也只有經過這樣的過程，我們才有可能比較真實地知道自己的語文能力究竟如何。知己不知彼，一勝一負。如果不曉得自己的本事（或多麼沒有本事），不管做什麼其實都只是在打爛仗。

大四那年，我又修了錢老師的兩門課（西洋史學史和西洋史學名著選讀），同時旁聽他的中國思想史。進步的很慢，上課的壓力和挫折一直都在。然而，當我大三下和大四因為系上的課和同學合作討論經濟學的（英文）論文時，發現好像不難而必須為自己的理解辯護、或想出理由來解釋自己的詮釋，我才發現錢老師的話是有些道理的。他說，讀語言是最容易的，你每天花一定的時間下去，過一段時間自然會有進境，不像是做研究，花時間不一定能找對方向或找到答案。這後半段要等到這幾年才有些體會。

好幾年之後我和那位同修那門課的學長聊天，他還提及錢老師 syllabus 上的一段話讓他印象深刻。

No prerequisites except for a good reading knowledge of literary Chinese and
modern English, the willingness to read a lot and to problematize oneself, and
the patience to engage in sustained meditation.

事後回想，很明顯地，當時我完全不具備文言文和英文的閱讀能力（a good reading knowledge of literary Chinese and modern English），但是，我想，在那兩年裡，我之所以還能坐在錢老師的教室裡（坐了四門課），除了他的慈悲和教育熱忱外，或許我還有些許的意願把自我當個問題來探究，同時有一點從事持續沈思的耐心吧(the willingness to problematize oneself, and the patience to engage in sustained meditation)。

這篇文章的某些部分原先寫於將近四年前，是緣於看到一位朋友（學長）寫他所懷念的錢老師於是有感而發。朋友的這篇文章收在他的一本還算新的書裡。或許會有人讀過。


錢新祖 Edward T. Ch'ien (1940-1996)

1987-91,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1991-95.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1995.2-96.2,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aipei.

思與言 21.1(1983) 談近代性 modernity 的問題. 當代 11 (1987) 講佛家道家的語言觀, 26 (1988) 講禪宗的公案. 台灣社會研究 1.1, 1.4 (1988). 台大歷史系學會 史系導報 44 (1990.5), 訪談稿. 出入異文化，新竹，張天然出版社，1997. 社會大學好像有出過兩份錄音帶，一份是講論語，一份是講六祖壇經。（我從未聽過，曾在台灣的某圖書館看過，如果有誰知道怎樣能買到，希望能幫我多買一份） Chiao Hu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Late-Ming Neo-Confucianism (1986,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y Edward T Ch'ien 是錢老師的書，大學圖書館裡應該都找得到。需要有中國思想史的底子，和相當的英文閱讀能力，最好還要有讀過人文科學研究的經驗或做研究的經驗。這樣比較能讀得進去。 台社 二十九期 (1998) 是紀念專刊。